最近在筹办将于2018年9月21日举行的2018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天文学术研讨会 (2018 PKU-UAS)。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林桥奖学金的发放。在此之前对林潮教授的印象仅停留在1996年他在Nature上发表的关于热木星51 Pegasi形成的讨论。但没想到林潮教授家学渊源深厚，全家人一直在为增进中美、中加友谊而努力。
林潮教授 (Douglas Nelson Chao Lin) 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华侨林达光（Paul Ta Guang Lin)。林达光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二嫂是孙中山的孙女，他夫人陈恕是姚依林的表妹。有一年，他还真就跟表侄女婿王岐山一起煮酒论过英雄。他俩一个是学历史的，一个是研究历史的，不愁没话题。林达光出生在加拿大。他父亲在人头税时代进入加国，后来成为一名牧师。1949年10月2日，林达光在哈佛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就携妻带子启程离开美国，并于1950年1月回到这个他从未踏足过的祖国。在美留学期间，他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被美国媒体指责为颠覆分子。带着满腔的热情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意与共产党新政府合力建设新中国。在宋庆龄的引荐下，他结识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很快他便得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国际新闻局《每日英文简报》的新闻主编。
1964年，国家出台一项新政策，只要华侨认为他们可以在出生国生存都可以回去。即使没有这项政策，林达光也想返回加拿大。那年他大儿子林凯19岁，老二林潮15岁。宋庆龄得知后，对他说：“不仅你该回去，家人都该回去。”她随即打电话给廖承志，要他协助安排林达光回加事宜。回到加拿大之后，林达光先在温哥华的卑诗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应聘去了当时最富盛名的麦吉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70年1月12日，一位自称是基辛格哈佛同事的人突然出现在林达光的家门口。一见到林达光，那人便要求找个安全的地方谈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于是他二人去了附近的一间餐馆。两人坐定后，那位自我介绍起来。他名叫厄恩斯特·温特。他受基辛格之托，希望林达光向北京传递一个秘密信息，那就是基辛格想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林达光问他带没带介绍信，他回答说：“没有。”但他又说道：“你得相信我。”接着，他告诉林达光，尼克松不相信国务院，决心绕开国务院，通过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促成此事。
两天后，林达光熟悉的汤姆森·曼顿证实，1个月前，他曾在巴黎受到中国大使馆的热情接待，当时同行的就有厄恩斯特·温特。林达光这才相信了厄恩斯特·温特。4月21日，借赴维也纳参加国际会议之际，林达光只身去了趟巴黎。他向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转达了美方的口信。黄镇邀请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去中国访问，林达光就没回加拿大。5月25日，等太太和孩子赶到巴黎之后，他们一家人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林达光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以信使的身份重返祖国。一到北京，他就向有关部门转述了厄恩斯特·温特的传话。接待他的人回话说，上面要他在国内等消息，并安排他在国内参观学习。林达光在国内逗留了4个多月，才等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但会见中周恩来始终没提基辛格带话这件事。总理不提，他当然也不便提。
1986年，从麦吉尔大学退休之后，林达光受邀去澳门东亚大学当了1年多的校长。1987年，林达光代表东亚大学向基辛格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林达光私下里问基辛格：“您是否还记得1970年派厄恩斯特·温特到蒙特利尔问我有关尼克松总统有意访华的事？”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记得。”当年基辛格才64岁，记性应该不会太差。看来美方请林达光带话是确有其事。
林达光先生的自传《走进中国的暴风眼》中文版已经面世。
《几代加拿大人的中国情缘》摘录如下。
我在麦吉尔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是1968年，学校新开了一组全新的、由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提供的课程——中国历史和中国语言。在冷战高峰期，这个研究领域听起来挺刺激、挺独特、挺具颠覆性的。我满怀热情地选修了这门课。那年中国语言这门课我学得很好。然而，林达光教授所教授的中国历史课程给我留下最深、强烈和长远的印象。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一个蒙特利尔人，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第一次听到了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白求恩这个人虽是个加拿大人，却成为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但奇怪的是，在那个年代，对于广大的加拿大人来说，白求恩是从未听说过、完全不被知晓的陌生人。不仅是他的事迹已被人们忘却，而且他对于医学，对于战胜法西斯，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作的贡献也被忽视、被淹没了，只有很少的一些学者和活动家始终坚持着白求恩为之奋斗的理想，努力传播着他的传奇故事。
由于是林达光教授的学生，我们更方便地了解了白求恩，了解了支撑他人生的价值观，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所秉持的对国际友谊和各民族之间合作的理想。换言之就是“国际主义”，一种鼓舞人心的理想，它驱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为打倒法西斯而战。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在二战爆发前先是到了西班牙，而后又到了中国。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在西班牙遭受着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的攻击时，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年岁稍长的志愿者，完全出于自愿，甚至常常是违抗本国政府的意愿，去到西班牙，为了保卫民主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虽然很多加拿大人很佩服白求恩，但是其他当时反抗法西斯的国际志愿者被遗忘了，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远见卓识从历史记录中被抹去了。
当今世界，我们更迫切地需要白求恩还有其他许多默默无闻的个人曾信奉过的人类团结。善良的林达光教授在冷战高峰期向我们——他的学生布道。当时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这些事情在林教授的回忆录《中国风暴之我见——行走于东西方之间》中有较为充分的披露。在他离世后第7年即2011年，这部书由他的妻子亲自编辑，由皇后—麦吉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林教授的人生角色缘于他独特的命运和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他1920年出生于温哥华，从小到大对自己的中国根都怀有一种强烈的爱。他的父亲老林先生既志向远大，渴求知识，也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但因无法实现一种做学问兼治国的人生理想，在家庭敦促下“出国谋生，学习英语，了解更多的西方列强强大的秘密”。老林先生于1902年到达加拿大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先是在一个鲑鱼罐头工厂打工，然后为交换学习英语课程为一个教师做男仆，就这样他攒足了回家结婚的钱。然而，因为加拿大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这是为了留在那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10年中都不能把妻子带到加拿大团聚。这个年轻人信奉了基督徒，被当地的圣公会教会当局挑选来负责温哥华地区的华人布道。在他的妻子终于被允许到加拿大团聚后的两年，也就是1914年，他从神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并在1920年成为一个牧师。这时，他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林达光出生了。他举家迁移到卑诗省的佛农地区，在一个华人教区负责传教。
父亲传输给林达光儒家的道德礼仪与价值观，传输给他对祖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情感。老林先生还是一个华裔爱国主义者和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他让儿子强烈意识到在西方入侵和日本扩张的联合进攻下中国所处的困境，成长在西部加拿大的林达光亲眼见证了反华的种族主义，这就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意识。在性格形成的那些岁月里，他也有幸得到了优秀导师的教诲，他们促使他茁壮成长，出类拔萃。
林达光出色的学习成绩使他获得了到北美顶尖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最后是哈佛大学。同时，他感到，作为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有责任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进行公开的谴责，他的这种责任感在华裔学生基督社团中找到了支点。在那里，他是个闻名的、深受欢迎的演讲家。像白求恩一样，他也是教士的儿子，一个深受基督价值、同情和平等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人，这些观念在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中亦有所反映。就在这个时候，他与陈恕相遇相知并结成眷属。陈恕是他密歇根大学的同学，她是在中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上海人。她的这种背景更加深了他的中国渊源。
林达光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学生领袖，他对中国革命不断增长的同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把他当成共产主义嫌犯的阴云开始环绕着他。在冷战蠢蠢欲动时，林达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他曾计划完成学业后再到中国去，可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几周内美国就充满了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敌意，于是林达光决定带着新建立的小家庭前往中国，帮助经过数十年战乱和破坏后的新中国重建。
林达光在中国生活了14年，从1950年到1964年。在此阶段，他不仅深刻懂得了中国领导人在1949年之后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了这个国家所寻求的变革有多么大的规模，有多么深刻的复杂性。但是，当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时，中国的孤立与隔绝，还有中国内部的政治气候使他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所以，在1964年，一种新的紧迫感让他决定举家返回加拿大，重新开展缩小中国与西方世界鸿沟的工作。
林达光从未放弃他的加拿大国籍，并且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但他自己的政府倒是更情愿把他当做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这使他的路从开始就布满了荆棘。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子的入境申请被加拿大有关当局因“安全”理由而拒绝了，为了到加拿大与他团聚，他们在香港滞留了数月等待批准。直到林达光威胁要将此事公之于众，政府才不得不作出让步，让这个家庭得以团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那个年代，加拿大骑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得很紧密，林达光自此开始经受加拿大皇家骑警把他当做“共产主义嫌犯”的困扰与折磨。
他们所承受的磨难因他们19岁的长子——克里斯托弗的悲剧死亡而达到顶峰。克里斯托弗到美国去玩，看望几个老同学。美国是他的出生地，在返程中他独自驾车行驶在加拿大南部边界的乡村道路上，发生了车祸，导致死亡。这个事故定性为“交通意外”，但这个年轻人刚刚给妈妈打过电话，说他感到正在被跟踪，接着事故就发生了。尽管警方做了调查，但调查报告却交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林达光从未被允许看这份报告。
尽管上述种种，林达光还是在麦吉尔大学获得一份教书的工作，并担任了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冷战升级的当口，“文化大革命”剧痛之中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关闭了自己，林教授坚信，这种危机仅仅能够被“客观与理解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性的呐喊所化解。他变得更加热情和紧迫，一边向我们学生教授中国历史，为那时席卷着中国的转变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一边在幕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帮助改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确，他所召集的中国问题磋商政策委员会、非正式会谈等等把美国和加拿大的议员聚到了一起，对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重建外交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之后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恢复也起到良好的作用。后来林教授多次前往中国，常常是陪同加拿大贸易代表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贯穿着他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无限热情和不倦行动。在1988年，他因在中加关系发展中所做的重要贡献，被授予加拿大杰出人士勋章。他于2004年辞世。
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林潮教授（Douglas Nelson Chao Lin）捐赠36,547.00美元成立林桥基金（Linbridge Fund），以纪念其父亲林达光（Paul Ta Kuang Lin）教授一生为建立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桥梁而做出的贡献。该基金用于支持北大学生进行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和交流。
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是北京大学和美国科维理基金会合作于2006年6月成立并于2008年开始运行。研究所致力于成为中国和亚太地区一个国际一流的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以国际最高水准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所主要从事以下几个领域的研究：1.宇宙学和星系的形成；2.引力物理和高能现象；3.星际介质，恒星和行星。
2007年1月，经全球公开招聘，北京大学聘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天文系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林潮教授担任研究所首任所长。